第四章 新英格兰时期

第四章
新英格兰时期
爱默生、梭罗、霍桑
(New England"s Day)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82)

生於波士顿，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毕业於波土顿拉丁学校与哈佛大学。一八二九年在波土顿第二教堂任牧师，娶埃伦·塔克为妻。一八三一年妻死，翌年辞去牧师职务，首次去欧洲旅行(另两次在一八四七年和一八七二年)。回国後住在麻塞诸塞州的康考德；一八三五年与莉迪亚·杰克逊结婚，开始写作与讲学生涯，逐渐出名。虽常去波士顿并常外出讲演，仍住在康考德，尽量不参与公务，但在康考德是个关心公益的公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热心於废奴运动。作品有《论自然》(Nature, 1836)；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论美国学者》演说("American Scholar" oration, Harvard, 1837)；《神学院致辞》(Divinity School address, Harvard, 1838)；《散文选》(Essays, 共两卷，分别於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四年出版)；《诗集》(Poems, 1847)；《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 1850)；《英国人的性格》(English Traits, 1856)；《论行为》(The Conduct of Life, 1860)；《五朔节》(May Day, 诗集，1867)；《社会与孤独》(Society and Solitude, 1870)；《文学与社会目的》(Letters and Social Aims, 1876)。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62)

生於麻塞诸塞州康考德，父亲经营商店失败後改行制造铅笔。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并无过人之处，但博览群书。毕业後，当过短时间的教师。与爱默生相契，一八四一到四三年住在爱默生家里。在斯泰顿岛住过几个月，当爱默生侄子的家庭教师。不久，结识了纽约的作者和编辑，发表过一两篇批评文章，可是总觉得不快和不安("他们说有一家《妇女伴侣》杂?，肯出很高的稿费──可是我不写迎合这类趣味的文章")。他终身未娶，後来一直住在康考德附近。一八四五至四七年在华尔腾湖滨搭了一间小屋，独自住在那里读书写日记。回康考德後或写日记、讲演，或在乡间小游和测量。一八四九年出版《在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与政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原名《抗拒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其他主要作品有《华尔腾》(Walden, 1854)，杂文和诗。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64)

生於麻塞诸塞州塞勒姆。父为船长，一八○八年去世。曾在缅因州博多因学院就读，与朗费罗和後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佛兰克林·皮尔斯相识。毕业後隐居塞勒姆，写了一本名叫《范肖》(Fanshawe)的小说，在一八二八年匿名出版，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与小品文(辑为《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Told Tales, 两集分别於一八三七及一八四二年出版)。一八三六年离开塞勒姆去波士顿，一面写作，一面在海关任职。一八四一年参加创办布鲁克农场，一八四二年与有超验论思想(transcendentalist)的索菲娅·皮博迪("爱默生先生是纯音正调")结婚并搬到康考德"古宅"居住，写了更多的短篇和小品文，都收集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里。一八四六到四九年在塞勒姆任港务总监；後来迁居伯克夏，与梅尔维尔相契。一八五三到五七年任美国驻利物浦领事，後至义大利，一八六○年回到康考德。第一部成功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於一八五○年出版，其後尚有《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 1852)与《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 1860)。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雪影》(The Snow Image, 1851)，儿童故事集《坦格林的故事》(Tanglewood Tales)，《我们的老家》(Our Old Home, 1863)，英国记事和死後发表的一些残篇。

第四章
新英格兰时期

欧文、库珀和坡都不喜欢新英格兰。欧文在《纽约外史》里把新英格兰描写成利欲熏心的扬基商人群集之地，甚至给他们取了腌鱼之类的名字。库珀反对新英格兰人那付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样子。坡更是恨之入骨，他把波士顿叫做"蛤蟆池塘"("Frogpondium")，像他那样不喜欢家乡的人实不多见。蛤蟆池塘就是那个"自负的蠢物"《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的老家，这个刊物自从一八一五年创办以来，影响和权威日增。坡指责它鼓励新英格兰文人互相标榜。他在批评洛威尔的《批评家寓言》时破口大骂∶

洛威尔先生一帮人惯於造舆论，企图要人相信没有南方文学这种东西。北方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吹捧┅┅，而勒加里、西姆斯、朗斯特里特以及其他同样出名的作家却受他们冷遇，洛威尔先生貌似公正的见解把近在南面的纽约都排斥了。他所吹捧的全都是波士顿人，其他作家一概被斥之为村野俗夫┅┅

抛开地域观念不说，坡之不喜欢蛤蟆池塘的产物，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坚持作家应是艺术家，绝不能当说教者；可是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内地的文学作品却满篇道德情操，甚至连他评价较高的朗费罗的作品也不例外。至於爱默生和其他被坡称为"超验派"的作家，触犯了他的每一条戒律。被对於诗的本质，和爱默生见解各异。爱默生在一八三八年的日记里写道"世界上的好诗从来就是伦理的，现代的有识之士都写这种诗"。针对坡的"创作哲理"，爱默生在《梅林》("Merlin")里教导诗人说

不能让自己的脑子受累於
纠缠不清的格律和韵律。

坡在《论手稿》(Chapter on Autography)里反击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先生属於我们无法容忍的那一类绅士，一个纯神秘主义者┅┅"在另一处，他以讥诮的口吻告诉人怎样模仿"超验论的格调"，他说

它的长处在於观察事情的真相远较任何人深刻。这种透视力如果用得其当是极有效力的。说一点天上的一元论，千万别谈地狱的二元论。最重要的是研究转弯抹角的指责。什麽事情都要暗示，不要明说。

坡的这些话恰当评价了新英格兰作家，因为他把握住了新英格兰的特色。新英格兰的历史促成了一本正经的文风。过於偏激的清教精神既已消逝，波士顿一带，唯一神教"拯救失足基督徒的羽绒垫"──有了发展；富商和船主关心的是主顾的偿付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热忱。然而"说教的异端"依然存在。新英格兰的文化仍然是宗教性的，文人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上帝的儿女，即使他们宁可称上帝为自然，或像霍桑那样不属任何教会。正如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在他的超验论文集中所说，超验论"是一种宗教的表现，这是它最精确的定义"。对宗教的兴趣不仅限於新英格兰，十九世纪的西方世界到处有宗教争论。教义与世俗的冲突，个人在不如意的取舍间犹豫不决，不断发生的明争暗斗∶所有这些在欧洲舞台上表演得更淋漓尽致，内涵也深刻得多。在新英格兰，善男信女所关切的并非信念之沦丧，而是它的发扬光大；他们竭力想找到一种境界；一种与美国蒸蒸日上、纷纷扰扰的国情相吻合的看法。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波士顿即使不是霍姆斯所说的宇宙中心，至少也是美国的文化中心了。有的城市纽约、新奥尔良、费城──大於波士顿；还有些城市如查尔斯顿──出现了上流社会。不过波士顿有附近的哈佛为後盾，兼有航运带来的财富，仍执牛耳。私人的收入富可敌国；会社、图书馆、期刊、出版社竞相成立。不过远非臻善臻美；亨利·詹姆斯在他写的那本出色的霍桑传里，提到当时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深为文化之匮乏而感到美中不足，弗拉克斯曼的一本蹩脚的但丁版画就可供人鉴赏整整一晚上。正像詹姆斯所强调的，波士顿是个乡下地方。然而它已经有了都市味，波士顿─坎布里奇轴心的"正派波士顿人"── 我们将在第六章里从详讨论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我们这里提到的几个新英格兰人，严格地说并不是波士顿人。这些人确在抵抗城市的影响，然而又同时在本乡本土汲取城市的长处。霍桑一八五二年去新罕布夏州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看个朋友，见他家客厅桌上放著一部前一年才在英国出版的拉斯金的《前拉斐尔派》和一本唯灵论小册子。新英格兰其他家庭里，也可以找到同类学术性著作。这个刚从哈佛神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带著他的书籍和理想，来到某个清一色白屋的幽静小镇，在讲坛上宣讲的道理，说不定立刻会受到前辈的谴责。如果他想写作，经济上倒不至於有严重困难。波士顿一带，或是其他新英格兰港口附近，生活还很纯朴，有志於写作者若要谋生，几乎无需下什麽本钱，只需自耕自食(爱默生、梭罗和霍桑都这样做过)，时而到波士顿去借几本书，会会编辑。偶尔写篇文章，出去讲演一次，就可以赚到几文，又可闻达於公众。

就在波士顿周围抱成一团的文化人圈子里，超验思想应运而生。这个词并不精确，套在当时有影响的人物头上，显得很不相称。爱默生後来回忆这个错误概念时，认为这是几个空谈家企图在"文学、哲学和宗教上建立某种信念，发起某种运动"，他说∶

不过就那麽三两个自扫门前雪的人，特别热衷於舞文弄墨。他们起先都喜欢阅读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和哥德的作品，後来又爱上卡莱尔的著作，也许这就是他们共同兴趣之所在。除去这点，他们的学历和研究并无惊人之处，反倒有美国人的浅薄；何况彼此又互不通气。

爱默生著重说明这些人各自为政，这一见解可谓精当，"团体"或 "运动"之类集体名词似乎不适用於他们。自坡的时代开始，孤独不群始终是美国作家的特色，甚至精力旺盛者如惠特曼，交往的文友也寥寥无几。在新英格兰，撇开波士顿人的圈子不论，更是如此。记叙这个时代的文学活动──如　．威克·布鲁克斯的《百花盛开的新英格兰》──很容易把同时代的作家写成同一大家庭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如爱默生、梭罗、霍桑有一阵子同住康考德；各自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提到对方和其他某些人物。可是如果认为他们相契甚深而不是泛泛之交，那就大错特错了。每一个人多少自视甚高，对同伴有点挑剔，有点讥诮，不肯轻易推心置腹。爱默生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认识的那些人，多麽偏狭、多麽孤芳自赏呵!"他还写道，无忧无虑的作家睥睨舆论，"永远为不相识的朋友写作"。谈到熟悉者，他说"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冷冰冰的人。你要我去挽梭罗的臂膀，我宁可去挽榆树枝。"霍桑死後，爱默生伤感地说他久已盼望"有朝一日能赢得友情"。

如爱默生所说，他们彼此间几乎没有一致的看法。某些源起德国作家的东西，渗入英国後，引起他们注意，成了他们在哲学上的某种框框，不过并没有什麽约束力。超验论对他们有所启迪∶宇宙是仁慈的，它显示了，或者会显示，日臻完美的过程。用坦尼森的话来说∶

但我不怀疑历来都有个日见充实的理想，
人类的思想也随星移斗转而日趋开阔。

这些是典型的欧洲思想；是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教育、戒酒、废奴、女权、移民的关注。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表现，如爱默生、梭罗、西奥多·帕克、玛格丽特·富勒、乔治·里普利、钱甯父子和惠特曼等人所阐明的，是信心，相信他们的国家开创了一种至善至美的制度。摩门教在"这个大陆上"找到了天堂，而超验论者坚信只有在美国"个人"才能充分发展。

超验论有浅薄可笑的一面；其狂热分子，除忠厚、热心外，别无所长。据爱默生记载，有一个人参加了超验论者的集会後说，"他好像坐著千秋上了天"；"在讲演里碰到难点时，一个好心的英国人突然尖声间道，"阿尔柯特先生，我身旁的一位太太想问你全能是否没有个性? ""阿尔柯特者，阿莫斯·布朗森·阿尔柯特是也，路易莎·梅·阿尔柯特的父亲。路易莎自己写过篇有趣的《超验派野人》("Transcendental Wild Oats")；其父出过一辑《秘言录》("orphic sayings")，其中《诱惑》(Temptation)一篇，堪称佳作∶

不受诱惑的人比受过诱惑而能自拔的人伟大。後者只是重新变为前者，而前者从未失足。受诱惑就是犯罪∶诱惑为神灵所不容。

这样的信仰幼稚已极，超验论者在布鲁克农场和果园暂时建立的乌托邦也无非如此。在这里讨论这些事情，不尽相宜，不过须得记住，因为这是讨论新英格兰文风。讨论三位新英格兰超验派的作家，爱默生、梭罗和霍桑的作品时必须具备的常识，他们的作品确有一读的文学价值。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为神秘而神秘"，坡不过是脱口而出。他和许多人一样，把爱默生视为超验论者，人们说他是头头，他就成了头号坏蛋。的确，爱默生把超验论的观点说得比其他同伴更透彻。他年轻时，就在三部作品里表现了他的主要思想∶一本叫做《论自然》的小书(十二年间只卖了五百本)。还有讲演《论美国学者》和《神学院致辞》。他在这些著述里声言，人和世界之间存在著完美的和谐，这在自然和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已得到验证；他还说只有无视正统、传统和历史，才有利於自身直觉的探索。故而，"书籍是供学者消遣的"；"只有体验了的才是被感知的"。人类唯一的责任是对自己真实，自省非但不会使他孤立，反而会把他带进普遍真理的伟大领域∶

越深入内心最隐蔽的预感，越发现它原来是最可接受，最公开，最真实的，这使他喜出望外。人人为之欣忭。精神上觉得这是我的音乐，是我自己。

神学院的学生都是"神灵新生的诗人"("a newborn bard of the Holy Ghost")，爱默生鼓励他们"摒弃一切俗尚，直接和神灵交往"。年长的听得此言大吃一惊∶神灵一词没有加定冠词，给它的地位在唯一神教教徒看来都不免有悖教义；据说此等教徒只要人们去接受"上帝的慈爱，人类的友爱和波士顿的乡谊"。人生如同觅宝，线索丰富，各有所获。最孜孜不倦者得之最多；能力、精力和天才几乎成了同义词。绝无仅有的无能之辈──斥之为罪人似嫌过严──是麻木不仁者，或耽於声色、放浪形骸之徒。

这就是爱默生不当唯一神教牧师後终生宣讲的要旨。他说毕生都会神交。他在一八五二年三月的日记里写道∶

美──小东西中往往　　著伟大的美。雪茄使我们看到身体的呼吸．潮汐只是普遍现象之一例。


他和华兹华斯一样，认为自然是灵感最大的源泉。霍桑一年夏天在康考德附近散步，看见树林里有个身影，

看!那是爱默生先生。他看来十分愉快，因为他说过今天的树林里有缪斯女神，在微风中可以听到她的耳语。

爱默生就是从这类远足中撷取素材，写入他记事丰富的日记。他求之於书籍；虽然他警告自己和别人不要读书，他却在一八四二年十月的日记里告诫自己∶

你一定要读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柏拉图、普罗克拉斯、普鲁提诺、伊安布利克斯、波菲利、亚里斯多德、维吉尔、普鲁塔克、阿普列乌斯、乔叟、但丁、拉伯雷、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琼森、福特、查普曼、博蒙特与弗莱彻、培根、马维尔、莫尔、弥尔顿、莫里哀、斯韦登伯格、哥德。

他确曾读过这些人以及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和东方哲学家的作品。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荷马、柏拉图、但丁、拉伯雷、蒙田和莎士比亚给他的印象最深。

爱默生的日记确乎是他的毕生心血。五十多年他一直在日记里写下感想，虽不是天天都写、却极其用心地编有索引，付印出後居然皇皇十大册。那是他写作的素材，这个过程他曾在写给弗雷德里克·赫奇的信里解释过∶

我在一年里收集的札记总是这样杂乱无章，待到这里的人有了瘾听讲演的时候(年年十二月总是如此)、我就把这些札记仓促拢在一起，到百科全书里找个内容最广的题目当作包袱皮．足以包容一切极端荒谬的东西。持重的人和渊博的学者起初看了觉得好笑，继而勃然大怒．说我居然敢把那些破布烂絮一一美其名曰英国文学、历史哲学、人类文化，後来见我实在厚颜无耻到极点，也就听之任之了。

日记里出了讲演词，一次次的讲演编成了散文集。诗的创作过程也大致如此，许多原是散文的序诗。他在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的日记─

日月加梭．宛如远方友人差来的使者，蒙著头巾，戴著面纱，一声不吭，如果我们不收用他们带来的礼物，他们就要悄悄地带走了。

就成了他的最好的诗篇之一《日子》("Days")∶

时间老人的女儿．伪善的日子，
一个个沈默寡言裹著衣巾，如跣足的托　僧，
排成单行，一眼望不到头，
手捧冠冕和一捆捆柴草，
她们向每人奉献礼物，要什麽有什麽，
面包、王国、星星、还有包罗一切的天空。
我只顾在枝叶茂密的园子里观看壮丽的行列，
忘了早晨该请安问好，匆匆
摘了些药草和苹果，日子
转过身默默离去。晚矣，我
从她严肃的面容里看出她的轻藐。

其他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不过大都不如这首诗如此明显地发展了原意。不论是诗还是散文，他只有一个主题，即探索"个人之无限"。有了不变的主题，他似乎可以变化多端，又无损於一致性和连贯性。他二十一岁时的日记里就提到过"所罗门的箴言"("the Proverbs of Solomon") "蒙田的随笔"("the Essays of Montaigne")，特别是"培根的散文("Essays of Bacon")等名篇，并称它们"集中地体现了那些时代的智慧，因而是人类进步各阶段的标?"。他说他希望写出部佳作来锦上添花。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成功了。一如他的范本，爱默生也写格言，虽和弗洛里奥的《蒙田》不同，却也同样是个人的心得(他一想到莎土比亚和本·琼森也有过《蒙田》这本书，就恬然自得)。他在日记里有时写点轶事，也写自然界("我和爱德华怎麽也无法把那头壮实的牛犊拉进谷仓，可是那个爱尔兰姑娘把手指往牛咀里一伸，就把它牵进去了")，有时写些转弯抹角的格言式的评论(如关於《日子》的那则札记)。他的讲演通篇格言，言词精练朴实，又不算是"街头语言"，实际上，他认为这种语言要比《北美评论》里的文字"流畅生动"得多。天花乱坠的演讲术使他五体投地，他敬慕他年轻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不过他也懂得老气横秋的话常使听众昏昏欲睡("人人想自己的心事，而不去注意讲演的题目")，只有具体的事实和比喻才能使他们醒过来。语言结构的特点简直使他著了迷("字及其内涵合二而一")，他说他很愿意在乡间大学教修辞学。从这句话里可以略知他的气质和写作方法。

爱默生天性缅腆，"血气"不足，在讲坛上是他和群众最接近的时候。这种接触使他高高在上；讲台可以使他和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一片人海仰脸听讲，他们是梅尔维尔所谓的人民，善良、慷慨、直率。一旦他置身其间，他们就变成了梅尔维尔所谓的公众，俗不可耐、利欲嚣心、虚情假意。正像他所说，"我爱人类，不爱人群"。他喝道∶"看看骄车里那些人的嘴脸吧！这句话使我们想到艾略特的话∶"我没有想到死亡会毁掉这麽多人"∶

且站在波士顿的首府大街上，看看那等芸芸众生；其表情、步态、姿势，无一不表明他们是劫数难逃的幽魂，成天价受著末日审判。

在他忙著写日记讲学的时候，他倒是心平气和。当日的听众很欢迎他，洛威尔在一八六七年给一个朋友写信说∶

爱默生的讲演，无头无尾，甚至他自己也会觉得很没有条理；可是┅┅他所讲的可比作日月星辰的原始物质，假如你耐心稍等片刻，你会觉得星云般的东西到头来旋转成了行星，整个体系就有了重心。听他讲演，我一直觉得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欢呼∶"哈哈，那真是天使的福音！"

我们体会不到这种内心的喜悦，反倒倾向於亨利·詹姆斯的意见，他说别的作家"似乎已经找到表达的方式"(例如华兹华斯)，"就爱默生而言，我们觉得他还在寻寻觅觅"。他的日记只是文学的胚胎，他成熟的作品难产了。虽然他的句法如卡莱尔所说，"简练有力"，可是他的段落却像个"四四方方、漂漂亮亮的帆布袋，装著打野鸭用的铅弹"。如果题目的范围有限制，如关於乔治·里普利和梭罗的随笔和那本极有见地的《英国人的性格》，就远比无拘束的散文使人满意。他那些别别扭扭的短句诗也非上品；不过不像同期大部分诗作那样过分雕琢而流於陈腐。有时倒也新鲜得可爱∶

世事高踞马鞍
驾驭人类。

缺点是寓意不深、不押韵，不然就是说教气太重。

形式上的缺点说明爱默生思想上有个更大的缺陷。他的思想五花八门，和他的文句一样。事事无不矛盾∶善与恶、个人与社会、超脱与随俗、理性与直觉、实践与思考如何协调呢? 人们指责他并非因为他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因为他把矛盾搞成一个体系而没有抓住其实质。他认为事事无不对立，於是下个结论说它们好像宇宙里的跷跷板，彼此互相抵销。他沈湎於两极观念，故而在《尤里厄尔》(这是他对哈佛神学院小小的报复)里说∶

自然没有界限；
个体和宇宙一片浑沌；
放射的光线注定要折返；
邪恶会降福，冰会燃烧。

最後，邪恶也会降福。他还说，"邪恶只是消极的，不是绝对的∶就像寒冷，只是缺乏热而已。"这话倒很像出自玛丽·贝克·埃迪之口。在《钱宁赋》里，他先是严厉地批评了蓄奴制，然後又自我安慰∶

愚蠢的手既可以揉合也可以破坏；
结果却总是高明、稳妥。
揉来揉去直到黑暗变成光明。

国会腐败吗? 有腐败必有能干，两者互为依存。命运只是"捉摸不透的原因"；"不承认字宙之　驾万物，必非当论"。坡的蠕虫是最後吞噬我们的征服者；在爱默生的诗里，

努力想变成人，这虫子
爬过了形态的各式尖顶。

在爱默生心目中，不可调和的极端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渴望接近而耳鬓厮磨。人类分为推动者与被推动者两类；但是居下风的，甘心情愿居下风，因为他们知道领导者能为他们之所不能。如此说来，离超人说已不远矣；若叫爱默生听了，会吓得魂不附体。

反对爱默生的舆论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他的文章里使人忿然或困惑的章节屡见不鲜。从这些章节可以看出，他的阳春白雪，像某几个美国人那样，实在有点过分，大多数作家都望尘莫及。霍桑和坦尼森显然逊色，雪莱又在一八四一年被他一笔勾销，一言以蔽之为 "对我毫无影响"。雪莱认为诗人是至高无上的，必须热情洋溢地抒发对人类共同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