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文学》序

序

以这样一本小书讨论大题目，是有困难的。许多美国作家至少值得一提。但只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开列出来，简单评价一番，并没有什麽意义；像《牛津美国文学辞典》那样高明的参考书，做这样的工作效果要好得多。我没有那样做，而只集中讨论少数几个工作，可是，心里却一直很不踏实，因为沙滩上的小鹅卵石还不只是这些。入选的是最大或最有代表性的鹅卵石，结果别的作家(这里只略举数位)，如托马斯．杰斐逊、菲利普．弗瑞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贝阿德．泰勒、约翰．惠蒂埃、厄普顿．辛克莱、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埃伦．格拉斯哥和康拉德．艾肯，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就是一笔带过。然而我对作家的选择，和对他们著墨的多寡，都按照当前写美国文学史的通例。

这里还有另一个困难。纵然一个美国读者会认为我的安排和评述并不背谬，可是一个英国读者会觉有点奇怪，如果他不能接受我的某些基本看法的话。我的第一个观点是，英美文学是可以恰当地加以区分的。马修．阿诺德就不这样认为，他写道∶

我看见有人刊登《美国文学入门》的广告。想一想，菲利普或亚历山大听到有所谓与马其顿文学入门，脸上会有什麽表情罢！┅┅我们都是为一个伟大的文学──英国文学──写作的啊。

可是这话是在八十年以前说，就在当时，他的比喻也不大恰当。没有疑问，在广义上，只有文学这一普遍性的领域，作家都用大家公认的那个难以驾驶的媒介，即文字，在勤奋写作。不过正如阿诺德讨论英国文学时所承认的，文字有许多种，通常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那些没有自己的文字的，一定会想办法去发掘或创造一种。他们的尝试与纯文学无关，如果确有所谓纯文学这种东西的话。那往往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尝试，就像一个决心丢掉旧箱子的人，却抱著箱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大部分店铺关门以後，上街到处搜购新的箱子。英国人的各色行箧一应俱全，而且做工考究，比其他欧洲人更体谅美国人在文字上的困难(他们对邻近的国家就不这样，比如说阿诺德就非常同情彭斯的困难，彭斯使用方言比使用文雅的英文顺手)。然而对美国人而言，需要认真寻找一种适当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经历。不首先了解这个问题，就不能充分了解美国文学。爱尔兰人和美国人在一起觉得无所拘束，其中一个原因(除了爱尔兰全国有一半人移居美国这个原因之外)是两国人民都深知在文化上和在政治上被伦敦统治的滋味如何。

英国读者可能会接受我的看法，认为是有美国文学这种东西的，他也可以承认美国作家，像爱尔兰作家那样，把他们那种混杂的遗产处理得非常漂亮。可是他依然会为纯粹的文学价值(或者至少是为英国人所谓的文学价值)操心，因而抱怨说，强调继承美国文学中的美国特色，有产生文化上的沙文主义的危险。他很可以说，美国人反来覆去说美国幽默、美国民主如何如何，就像这些东西是美国发现的，只有美国才有这些美德似的。他可能想到，英国人对自己所固有的反理性主义、重商主义等弊端也持同样态度。我在这种地方，在一定的限度内，同意这个假设的英国读者的看法。美国的文学史家，也许把他们国家里的景象看得过於偏狭了，很容易把自己的特点误认为举世无双的东西。他们夸耀本国的文学，特别是较次要的作家，的确有点过分(这应该都分归咎于他们的研究生学制。研究生饥不择食地需要原始资料，而资料却少得可怜，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以至最不足取的散文作家，最无出息的劣等诗人，都被抢去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後来还要出版。就像普法战争期间巴黎受围，甚至老鼠和麻雀都被拿来充饥)。而且美国人确从过分夸耀自己的文学，又不幸转为百依百顺的模仿。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人评价自己的文学，也不免有偏狭处。而且，在他们并不出色的艺术部门──例如绘画和音乐──也是时而夸耀本国作品，时而模仿欧洲大陆。有不少英国绘画想让人看起来像是巴黎出品；但我们又读到许多文章，说这些绘画代表地道的"英国传统"。

因此，我们讲美国文学，并非说它完全不像欧洲文学。概括地说，美国和欧洲是步调一致的。旅游者随时可以在美欧两地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时装；书架上摆著同样的书籍。各种思想也像人和商品那样自由横越大西洋，虽然有时比较慢些。当我提到美国习惯、美国思想之类事物的时候，我想在美国一词前面作些限度，因为美国和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区别，往往只是程度上的，有时区别很小。从总体上说，分歧极其微妙，易使英国人观察美国时感到困惑。他看到的美国，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从他自己的国家脱胎而出的，在某些地方，还像他自己的国家──可是它又是一个外国。两国之间有部分奇妙的巧合，又出人意料有明显的差异；亲缘关系突然中断，就像和对街的人打招呼，见他毫无反应，才知道把生人看成了朋友了。

这就是说，英国读者看待美国文学，需要采取一种双重态度。他应该别那麽骄傲，应该撤开在我看来像是遗传性的轻蔑，在他自己和美国的经历里寻找共有的东西。如果他像我一样来自工业地区的英国，事情就比较好办。生活在煤烟弥漫的北部和生活在工厂区和住宅区的人，他们的先人来自农村，可是他们对於乡村毫无记忆；几年以後他们大概还要搬进另一处房子，另一个城镇；他们熟悉奥登活灵活现描写过的那种荒凉景像，荒野里工厂矿井东倒西歪，既非城市，又非乡村，既像近代，又像荒邈的远古。对於千百万这样的人，他们的时间观念、脱离社会的潜在意识(不管多为微弱)，和对於丑恶的看法，都比较接近美国的经历，而不同于圣诞贺卡上描绘的英国。只要不忘记这些事情，一个能够欣赏阿诺德．本涅特的英国读者，也就懂得德莱塞小说中同样精辟的见解了。

然而他读这些小说总有一点见外。如果他了解这些小说的异国情调，承认它有根有据，他就可以开始进一步欣赏美国作品。对亨利．詹姆斯和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之类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不像德莱塞那样 "美国化"。不怎麽了解他们国家的人也可以读他们的作品。对於他们和情况类似的作家，我并没有特别强调国籍问题。我的划分是武断的，比如说我没有给艾略特多少篇幅，因为大西洋这边的人已很熟悉他的作品。对移居海外的美国作家，我只想说，了解他们出生在美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作品，研究这些作家，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整个美国文学。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美国文学把我们所熟悉的陌生的东西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美国当然是欧洲向外扩展时期的外延，欧洲人是主要的移民。非洲被强迫而来的移民──黑奴──是个例外，这些人的到来使美国社会有了变化，不过大体上美国是按照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先例建立的。就文化而言，美国可以说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这样说是要人们注意到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其它殖民地的居民成分没有如此复杂，政治上脱离欧洲也没有如此长久。没有一个起源於欧洲的国家，像它这样敏锐地意识到要和欧洲文化分家，而且要超过欧洲文化。贯穿美国历史的，也就是贯穿美国文学的，是一种双重意识；既眷恋旧大陆的文明，又憧憬新大陆的前程。昨日已成过去，但也值得留恋；明天已经在望，但也令人惴惴不安。这不是一个最适合文学创作的环境。作为美国人，不相信欧洲；可是作为作家，又羡慕欧洲同行丰富的遗产。无论如何，就文艺术创作而言，小说、诗歌和戏剧在美国长时期没有得到发展。一般来讲，批评、历史和辩论文章，美国人写起来比较容易。

也许在我的叙述里可以看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教派，和这件事有一点关系。因此，从广义上说，整个殖民过程和它都有关系。移民来美，并不是个个都为了崇高的目标。殖民地时期，有些移民来美是从生意上著眼，而非为宗教。在十九世纪，有些人移居美国，是为了逃避本国的兵役。不过即使如此，移民渐增的过程，对於大部份美国人，还是意味深长的，几乎有不可思议的影响。西奥多．罗斯福说过，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来时都坐的是统舱──走的是艰苦的道路。远涉重洋，把一家人搬到美洲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信心是不行的，神话也就此开始了。在神话里，欧洲使他们想到过去，想到康科德的英国兵，在外地的地主，王朝的尊严。想到饥馑，穷困，压迫。对比之下，美国代表的是将来∶富饶，繁荣，自由。就是现在，美国还是喜欢使用将来时态，比如有一个作家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纽约时报杂?》上这样安慰读者∶"不管怎样，现在还是春天的开始，还是黎明时分。"我想一个欧洲作家就不会说这种朝气蓬勃的话；在英国，我们顶多只能希望来一个 "新的伊丽莎白时代"，无逊於前朝就是。

美国自有史以来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忙碌、紧张的地方，热中创新，而无意於守旧。它的人民非常乐观，非常重视个人克服困难的能力，个人有权期望成功。爱默生在《论自助》那篇文章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知道一定有饭吃的孩子们对於什麽都不在乎┅┅这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一种健康态度。"或者像梅尔维尔说的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美国人，一旦遇上内战，他自认为是"自然界的罗马人，战争永远折磨不了他。"爱默生所表现的那种信心，在美国到处可见，而梅尔维清醒的看法却从未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可以看到"健康的态度"有各种不同的後果。过高的期望受到挫折，可以使自负的人陷入失望的深渊。乐观和悲观可以在美国作品里奇妙地结合起来，马克．吐温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或者，个人可以标新立异，以戏剧性的作法显示他和社会的关系──当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甚至像普罗米修斯那种人。我们在这里会想到梭罗《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诗人鲁宾逊．杰弗斯(《照耀吧，毁灭中的共和国》)∶海明威(《我们不再参战》)，此外还有惠特曼、托马斯．沃尔夫、亨利．米勒。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作家(不管他表面上多麽超然)很容易受到思想潮流的感染；过去五十年来，他几乎每隔十年好像就要在精神上蜕皮一次。

美国作家之所以能独立於社会之外，部分原因是社会本身远未成形，在不断变化中，以至不能他严加约束，社会只希望个人在总的精神上效忠社会，而没有更密切的联系。说到小说家，我们从霍桑的例子里可以看到，社会基础不稳固，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那就是说，小说家没有一个结构固定的社会作为他写作的题材；大概更为重要的是，他心中没有明确的读者作为写作的对像。美国作家很难找到全国性的方向。他们之间的大部分人，尽管对於美国持保留态度，确实相信美国比其他地方美好，到今天还是如此。它的公民享有煌煌的平等，除了黑人，都能昂首阔步。可是怎样使社会平等与作家所需要的社会各阶层的鉴赏和赞助结合起来呢？这个困难自然并不限於美国一国。可是对於某些热爱民主而作品广受公然嘲笑的作家，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梅尔维尔在他的小说《白外衣》里提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既不能使读者满意，也不能使他自己满意。两个水手正在谈话，一个是老百姓杰克．蔡斯，另一个是诗人莱姆斯福斯。

"真是的，杰克，他们所说的公众是怪物，就像我们在奥希希看见的那个偶像，长著公驴的头，狒狒的身子，和蝎子的尾巴。"
"我不喜欢这个，"杰克说，"我上了岸就成了公众之一。"
"对不住，杰克，你不是，那时你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就像你在这艘巡洋舰上一样。公众是一回事，杰克，人民是另一回事。"
"你说对了，"杰克说，"┅..公众和人民，是啊，小夥子们，我们讨厌公众，我们拥护人民。"

像梅尔维尔那样的人物，不仅觉得容易受到公众的攻击，而且和人民有感情上的联系。十九世纪在美国是个相信文以载道的时代，在英国也是如此；小说流於说教，不仅限於美国一国。不过美国有一种说教，不只谴责奴隶制度和酗酒放纵。最近，人们常把美国拿来和苏联比较，这种作法，一般来说是愚蠢的。不过
一百年前的美国和现在的俄国，或者更正确地说和二○年代的俄国，的确有部位相似。两者都是又新又猛的试验。其他国家都认为他们起的是破坏作用，至少他们那种粗暴、固执己见的作风使人难堪。两者都由於反对其他国家的立国原则，因此对它们多少都抱著敌视态度。凡是过激的意识形态，都需要有另外一个丑恶的制度作对比，才能衬托出自己的善良。以苏联而论，资本主义是坏蛋，以美国而论，坏蛋只能是欧洲──这一直是欧洲对美国的用处之一(虽然欧洲对美国也有别的作用，几乎抵销了前者。这一点，容後详论)。此外，俄国和美国都把实现他们黄金时代的希望寄托于未来 (这有助於解释何以二○年代和三○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那样向往。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感到失望以後，就寄望於别的国家。林肯．斯蒂芬斯访问俄国以後说，("我看到了未来，它很成功")。在这两个国家，作家有促使主义获胜的道义责任，而不能详细讨论人性和他们国家究竟还有什麽缺陷，这样做就会暗示黄金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这就是影响文学的美国特有的说教。人们所说的美国"官方"意见，不是明显的暴政，而是一种微妙的强制，压在作家心灵上，比生意人的口号"不要赚钱，要发财"略胜一筹。美国的这个词和它的涵义，妨碍了美国作家，有点像黑人这个词妨碍了黑人作家一样。你必须向人解释美国，不仅向不懂美国的欧洲人解释，还得向其他美国人，甚至向自己解释。美国是为了实现理想而建立的国家，它发觉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相抵触；而无论如何理想与现实又必须互相印证。在文学方面，这种美国式的说教把应当如此与实际如此勉强扯在一起。结果是，纵使作家经常脱离实际，美国文学中称得上神秘主义的作品并不多见(唯灵主义的作品倒不少；跟美国的神话一道，宗教有重要的影响)。实际的和实用的，否定了空想的和先验的东西。想要当美国神秘主义者的人，和美国总统一样，在修行时经常被人打搅，不得不出去和一个个代表团握手；我们还可以打个比喻，电话也在不停地响。有时这种结合貌似轻率，实际上非常认真。我们可以在艾米莉·狄更生或者梭罗的诗里找到达种表现∶

伟大的主，求您赐给我的财物
不要次於可能使我失望的东西，
再求您发善心，给我点值钱东西，
可以使我的朋友大失所望。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滑稽诗，题目是《祈祷》，梭罗不是在插科打浑。然而美国式的幽默，尽管程度不同，有一部分是对说教的反应∶从这里可以察觉实际与理想之间的差别。有一本正经的"官方"意见，就有另外一种玩世不恭的意见。既有冠冕堂皇的《国会记录》，又有某位杜利先生或是威尔·罗杰斯揶揄国会议员或其他发言人。幽默是美国作家迎合群众的一种手段，即使他在幽默中咒骂群众也无所谓。幽默也是一个处理方言和其他不能以严肃态度处理的文学素材的办法。为了表现美国言谈举止中真正不拘礼节的地方，就形成了以马克．吐温为祖师的一种轻快流畅的文体，不是英国作家所能仿效的。不仅散文文体得益於此，美国歌词也有明白易晓的诗味，生意盎然，这主要应该归功於黑人。

此外，和欧洲必然有经常不断的联系∶欧洲在意识形态上毫无可取，在灵感上却是不竭的源泉。欧洲的影响，欧洲的卓越才华，曾被他们否定、接受，又曾使他们烦恼。他们一再预言美国终将称雄於世；他们要美国人忘记欧洲，做本乡本土的作家。可是欧洲终久还是紧紧缠著美国人的心，耿耿难安。有些美国人的
确比任何欧洲入还要欧洲化；从班杰明·佛兰克林和朗福德伯爵到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卓越的相信世界主义的美国人一直没有断过。由於英国人自认为是美国的主人，对於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比如说他们并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曾在德国大学里读过书。

如果欧洲对美国起到一种复杂的神话作用，美国作为一个新鲜、粗犷、富庶、狂暴和想像中的国家，也作用於欧洲，只是不那样复杂而已。美国人对他们特徵的这幅写照也极神往。但是他们也有一点神经过敏。许多批评家说过，美国文学里优雅的欧化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一直是有分野的。一位批评家把这两种文学的作家分别叫做"白面孔"和"红皮肤"，拿亨利．詹姆斯和华尔特·惠特曼当做两派的代表人物。英国读者可以把这个简单有用的说法记在心里。另外一种常见而有用的(虽然并不尽同)分野，存在于像爱默生和惠特曼那样表现上述黄金时代乐观主义的作家，和其他作家如霍桑、梅尔维尔、亨利．詹姆斯之间，後面这些人不相信本国同胞满怀信心的进取精神。这两种区分在理论上过於极端，实际上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可以恰如其分地归入这类那类的。

美国文学虽然显示了某些较持久的趋势，它并不是静止的。它的风气每隔十年就有变化；十九世纪初和十九世纪末的风气就大大不同。对於未来的信念，虽然还很坚强，却已经遭受过一系列强烈的震撼；"官方的"看法受过猛烈的抨击；公众受到某些人蔑视(或漠视，最显著的是受到美国现代诗人的漠视)，人民被当做伤感的虚构。南方文学的成长在某一方面标?著这种改变了的情绪。为了向美国神话挑战，南方纠缠於极端保守的反神话倾向，对创作活动很不利；完全证实了戈登·库格勒有名的对句说得不错∶

呵，可怜的南方，诗人寥若晨星
她从来不曾以文学见称。

可是到了二十年代，南方作家，虽然还心安理得地保持著某些区域性的保守色彩，已经可以用相当超然的态度观察南方困难的处境，利用上好的材料从事写作了。作家没有必要到欧洲去寻找过去，他们完全可以随时随地在美国本土找到过去。

这就是我在本书各章讨论的一些主题。我希望读者和我同样确信这样做是适当的。我也希望能把我从美国文学里得到的乐趣与你们共用。我们很容易以不屑一顾的口吻来议论美国的抱负，这原是我们全国消遣的话题。同样，我们也容易把美国作家形容成受苦受难的人，在文化上流离失所，就像南非土著一年之中必须在欧洲人的工厂围墙内工作半年一样。如果我让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那不是我的原意。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文学问题、并不是每个作家都知道有问题存在；对於某些作家，知道有问题只能对他们有利，不会对他们掣肘，因为问题可以为他们决定努力的方向。每人能做什麽就做什麽；既然各国有自己的文学，每一作家在本国外也还有他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像赫尔曼·梅尔维尔那样歌唱∶

任凭珍珠宝石堆积如山──
变得像波斯王那样豪华
而我只要从艺术之海里
撷取一个滴著水珠的奖杯。